據6月5日華商報報道，2018年7月，陜西吳起男子楊登科公開舉報19年前學籍被人冒名頂替一事引發關注。隨后，已是副科級干部的冒名頂替者“黃登科”被當地紀委立案調查，后被雙開。
冒名頂替者被開除黨籍和公職，或許在當地官方看來，這件事可以畫上句號了。但現在，頂替者與被頂替者都有不服：在楊登科看來，雖然冒名頂替者已得到應有的懲罰，但誰來為自己被改寫的人生買單?多次訴求無果之下，楊登科將“黃登科”等人以及原延安市農業學校等涉及此事的多個部門告上法院，要求賠禮道歉、消除影響，并索賠183萬余元。而“黃登科”認為，自己也是受害者，“當時我十五六歲，也是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”。
理論上說，參加工作特別是入黨并走上領導崗位后，應該如實向組織匯報情況——這個問題上“黃登科”存在違紀責任，但放在某些現實語境中看這個事情，其中的糾結，也不能不給予一定的理解。而最不該回避的，是冒用學籍操作上“一個好漢多人幫”的問題，事實上，當初十五六歲的“黃登科”，更多的可能是處于“被操作”的角色之中。
盡管如此，畢竟是先造假，才有了后面考入公務員和升職為領導干部，現在將一切打回原形，天經地義。但“黃登科”隱瞞冒用學籍和真實身份這種違紀，是否達到應該開除的程度，辭退是否更合適?值得商榷。更要追問的，是幫助他操作冒用學籍成功的部門和相關人員，都該承擔什么責任?
一樁毀了兩個人前途的冒用學籍事件，不能是有處理、有交代就算完事，還要看處理是否公正、實事求是。現在，被冒名頂替者楊登科將延安市農業學校、吳起縣教育局、縣公安局、人社局、白豹鎮政府告上法庭。此事件中，這些部門都存在違規操作、濫用權力、營私舞弊以及偽造證件等嫌疑，不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，于黨紀國法交代不過去，對楊登科和“黃登科”也都不公平。
比如2002年，楊登科考上全日制大專辦理戶籍遷移手續時，得知其戶口已于1999年8月遷往延安市農業學校，隨后按照相關部門要求開了證明重新上戶口，原來的身份證號后4位由0434改為0436。可常識是，重新上戶口、身份證改號談何容易?“相關部門”為何痛快地主動指點、辦理新戶口?當地紀委既已立案調查冒用學籍事件，正應該抓住“重新上戶口”的疑點問個究竟，查清責任。所有的系列操作相關環節存在的疑點都一一調查，才是依法依規嚴肅處理的正確姿勢。最后只處理了“黃登科”一人，難免有息事寧人之嫌。
然而，如此處理即便“息事”，卻無法“寧人”：因為初中學籍和身份被冒用，楊登科大專畢業后一直不能就業。按理說，政府相關部門應為此負責，但至今，官方對楊登科不能就業的問題沒有說法，顯然不是實事求是糾偏的態度。現在看，有些事時過境遷，處理楊登科就業可能存在一定的政策障礙，但楊登科剛剛畢業向人社局報到時，人社局本該依法依規解決。如果是人社局拖延了問題的處理，現在可能會因此而承擔民事責任、國家賠償，是否還應有相關官員出來擔責，而不能都是國家當“冤大頭”?
總之，這一冒用學籍事件不能以開除“黃登科”而畫上句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