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，是陳西成為特崗教師的第三年，她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：一張素描畫。
墨色線條清晰勾勒出一只展翅的蝴蝶，觸角輕動，停靠在花朵上，白色畫紙上留有橡皮擦動的痕跡，似乎可以看見一個小小的身影，伏在夏日午后課桌上，懷著滿心感激與不舍，一筆一劃描摹改動的場景。
學生們的畫作
(相關資料圖)
收到這份禮物時，陳西的內心滿是欣慰與驚喜——欣慰于日日教導下的孩子們拔節成長，驚喜于他們赤誠而純凈的童心。
2020年，連續兩年考教師編失敗后，陳西考進距離家鄉60公里外一所鄉村小學，成為了一名特崗教師。
近年來，受就業環境影響，考生們開始涌入教師編賽道的競爭中，“上岸”難度越來越大。這一局面困擾了不少考生，尤其是師范院校的畢業生。或是想求份穩定的工作，也或是不舍得放棄心中懷揣著的教育夢，不少考生選擇報考“特崗教師”，因而鄉村學校也出現了更多年輕人的面孔，而他們，也正成為鄉村教育的新生力量。
特崗教師是中央對中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實施的一項特殊政策，“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”，即公開招聘高校畢業生到偏遠鄉村學校任教，以此促進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。特崗教師服務期為3年，期滿后，如果還留在當地任教，通過考核便能直接定編。根據教育部、財政部聯合印發的《關于做好2023年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實施工作的通知》，全國計劃招聘特崗教師52300名。
有人在三年服務期后決定堅守，有人則出于現實考慮選擇離開。面對理想與現實的交織，她們如何抉擇？正觀新聞記者對話三名特崗老師，來聽聽她們三年來的心路歷程。
終于，離夢想更近一步了
接到錄取短信通知的時候，楊怡正坐在另一場考試回來的大巴車上。
整片山路幾乎被密林覆蓋著盤旋而下，乘客們倒在座椅上，只有淺薄的光穿過密林的罅隙撲瀉而下，映著古木的虬枝和蒼老的樹皮，這樣的景致對楊怡來說熟悉得近乎安心，她縮在窗邊透氣，順手打開了彈出的一條新消息——楊怡幾乎是瞬間清醒，繼而抑制不住撥通了父母的電話。
“媽，我過了！我考上了。”
這是能夠讓所有人感同身受的喜悅，父親甚至想要為她在村子里辦一場宴席，對于一輩子務農的父母來說，這份工作，稱得上是整個家庭的榮耀。
2020年6月，從云南省內的一所大學畢業之后，就讀于師范英語專業的楊怡便明確了就業方向：成為一名老師。考教師編是無數個師范生的第一選擇，既滿足了專業需求，又能獲得穩定的工作，還是自己所熱愛和擅長的崗位。
但或許是考試人數劇增，又或許是前期備考不足，楊怡因幾分之差與“上岸”失之交臂。之后為了能夠在備考的同時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，她進入一家公立學校代課半年，月薪2000元。
代課的工作輕松、自由、沒有壓力，可這份微薄的薪資，無法支撐作為獨生子女的楊怡所需要承擔的家庭重負，她從未放棄之前的選擇，并找到了曲線入教師編的方式——特崗。
楊怡報考的那年，所在省份招聘特崗教師的規模為1790人。同年8月底，在通過筆試、面試和體檢之后，她報考所在縣的教育局和她正式簽了聘用協議書。
終于，楊怡在作為師范生投身熱愛崗位的路上更近了一步。
課間學生做的彩泥花籃
備考路上也有艱難和彷徨
對于大部分人來說，特崗教師并不是第一選擇，起碼對于陳西來說不是。
計算機師范專業的陳西剛一畢業，就義無反顧地扎進了“考編大軍”隊伍。但同時她也報了特崗教師，并且收到錄取通知，“聽到很多人說特崗會比較辛苦，也了解到分配的學校大多是在偏遠地區的鄉村。”考慮之后，陳西選擇了放棄，她認為自己備考太短，“明年我一定能考上教師編。”
后來很長的一段時間，陳西都無法準確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。從2019年3月開始，陳西就奔波在“逢考必報”的路上，她在省內的七個城市報名參加了十幾場考試，總是臨時接到考試通知，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，為此習慣只購買出發前往考場的車票，再考慮后面的行程。
最緊張的時候，她有三場考試的時間撞在一起，為此只能優先選擇家鄉這邊更有把握的崗位，而放棄了省會城市的機會。
一次次的失敗帶來洶涌的痛苦，但陳西還是準備繼續。于她而言，這種“前半年備考，后半年為考試工作賺錢，如果失敗就進行下一場循環”的經歷，已然成為一種習慣。
楊怡任教的學校坐落在半山腰
就像陳西一樣，楊怡同樣是在寒假后正式向代課學校提出辭職，全職在家備考。盡管相對于教師編來說，特崗的考試并沒有那么難，但她的心理壓力卻很大，“第一年沒考上，過年吃飯的時候，父母都會刻意避開工作和考試的話題。”楊怡說。
理想的另一面
“是這群孩子改變了我”
解囡沒想到這份工作帶給她的改變如此之大。
2020年研究生畢業后，她成為大別山腹地的一所山區中學的特崗教師，學校背靠青山，校門口河流蜿蜒而過，景致清麗，空氣新鮮。在高樓林立的城市中長大的解囡，很少能夠看見山水。學校為教師準備的公租房，裝修和居住環境也很好，她抱著美好的期待，來到這里。
解囡拍攝的學校景色
直到在房間里多次發現不知名的蟲子、以及經常被拇指大的蚊子叮咬后，解囡才感受到現實的落差，從教條件的艱苦、遠離家鄉的孤獨，讓她的心情跌到谷底。“我真的很害怕，晚上都不敢睡覺。”她網購了一頂能夠把被褥全部包進去的蚊帳，才能在忐忑中入眠。但是，是這群孩子，將她的責任心喚醒，讓解囡堅持了下來。
作為英語專業的研究生，解囡順理成章地擔任英語教師，每周排23節課，除了星期一，她每天早上都有早自習，6點就要起床，晚自習最晚到10點結束。教了一段時間后，解囡發現這里的學生大部分都是留守兒童，基礎不好，英語學科更是薄弱，有的甚至連26個英文字母都不會讀寫，解囡為此開始找其他老師交流經驗，改進講課方法。
相對于城市來說，這里的孩子更為淳樸，解囡經常遇到學生走路時看見她就停下來，將兩只手放在腿的兩側，規規矩矩的鞠躬說老師好。“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遇到這么乖巧的學生，心里真的很感動。”這份感動也在工作中被她轉化為耐心和責任心。
這所擁有近700名學生的中學，有著個別天生缺陷的特殊兒童，解囡曾經帶過一個有些智力缺陷的學生，男孩在班上不吵不鬧，就像透明人，她從來沒聽見這個男孩說話，上課也不提問他。男孩很是乖巧，布置的作業都會按時提交，雖然寫的像“鬼畫符”，每次在講臺上看到他認真又嚴肅聽課的小臉，解囡仿佛找到了自己來這里的意義。
堅守背后也有“舍”
對于特崗教師來說，熱門城市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，更多考生會把家鄉或回家方便的城市作為報考的選擇。成為特崗教師的近兩年來，楊怡回家的次數屈指可數，“只有寒暑假，或者有事情的時候才能回家。”
楊怡工作的鄉村小學，坐落在云南邊陲的大山深處。
每一次回家，她都需要提前一晚收拾東西，第二天6點鐘起床，才能趕上乘坐最早一班7點鐘的面包車，在漫長的盤山公路中抵達鄉鎮，再換乘另一輛面包車到達縣城。趕著10點鐘那趟的縣城大巴，到達她家所在的德宏州時往往已經是下午4點鐘，再坐上一班面包車，下午5點鐘，楊怡終于拖著一身的疲憊回到家。
近11個小時的漫長周轉，讓她在周末回家的愿望幾乎成為一種奢望。
解囡的家鄉在合肥市區，距離工作學校近300km，開車需要三個小時，一來一回，一個白天幾乎就要過去了。在她之前，一位來自重慶的特崗教師，已經帶著五歲的女兒在這里生活了五年，和遠在浙江工作的丈夫，只有每年暑假和新年的時候才能團聚。
工作一段時間后，解囡了解到，鎮上的另一所小學，有五六個同樣從合肥考來的特崗教師，他們周末總會拼車回去，沒車的老師就幫有車的分擔一些油費。而解囡認為雙休日的時光不應該浪費在車上，因此只有節假日才回家，這個學期，她只趕在五一和端午的假期回了家。
周末并沒有什么娛樂活動，解囡一般會選擇待在房間里看書、有時候還會在網絡上尋找一些優秀教師的講課視頻進行學習，以便能夠獲得更多經驗，更好地教導這里的孩子們。
對于解囡來說，這段即將滿三年的鄉村教育經歷，未嘗不是一種磨礪，相對于剛畢業那個迷茫的自己，她現在有了更為清晰的職業規劃，也有了更為堅定的理想選擇。
需要尋找最優解法
即將“上岸”的特崗教師們必須要面對的共同問題，是這場三年為期的選擇——留，還是不留？
在特崗教師們的聊天中，總有人陷入迷茫和糾結：懷著投身鄉村教育的情懷，卻不得不直面現實的辛酸。楊怡非常清楚，很多鄉村老師甘于留在三尺講臺，她也想做這樣的人，但又面臨著遠離父母的困擾。
陳西有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。2020年9月入職的她，三年的服務期只剩下兩個月，最近她一直在關注教師選調的考試公告，這是針對農村地區特崗教師的一項特殊政策，從農村選調一批優秀教師到縣城區學校任教，教師們在三年服務期滿后，可以選擇異地流轉。
對于教師行業來說，陳西無疑是充滿熱愛的，但她希望能夠選擇離家更近的、離父母更近的學校。
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鄭新蓉在調研中發現，近70%的特崗教師表示喜歡當老師，這個結果讓她感到欣慰。
在她看來，特崗計劃實施至今，制度已經相對比較成熟，年輕人選擇當特崗教師，更多是出于理性，而不是一時沖動。因此，要讓更多教師愿意留在農村任教，情懷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教師職業的專業性以及相關制度不斷優化。
“建議給偏遠地區更多政策支持，比如，提高工資，并且在服務期滿后給予一些其他形式的補償，如職稱評定等。”鄭新蓉強調，這樣的扶持不一定要以扎根為目的，只要有教育學意義上相對的穩定性，能在那里任教3到6年就可以，這樣可以鼓勵社會上更多人到艱苦崗位上奉獻一段青春力量。
她還認為，要高度重視特崗教師在結婚、生孩子后對于工作崗位新的需求，“他們不一定會要求調到城里，但希望能跟愛人在同一個地方，或者回到自己家鄉的農村學校，方便照顧父母。”
這樣的需求應當給予考慮，“農村教師隊伍追求的應該是動態的穩定，在差不多情形的鄉村學校，可以用調動的方式。”對于像楊怡、解囡這樣大多數的特崗教師來說，正是她們所一直期盼的。（陳西、楊怡、解囡均為化名，圖片由受訪者提供）
正觀新聞記者 宋瑩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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