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則百度“燈火互助”終止運行的公告，將大病網絡互助再次置于聚光燈下。
這里是一場互聯網巨頭紛紛入局的盛宴，這里也是不斷調整洗牌的戰場，這里還是一個監管缺失的地方--大病網絡互助平臺。隨著入局者、參與者不斷增多，市場的不斷質疑，多位業內人士呼吁銀保監會將網絡互助納入監管。
“再見了!互助君”
“親愛的用戶您好，很遺憾，由于‘燈火互助’計劃參與成員人數少于50萬，現根據法律條款終止‘燈火互助’計劃，同時您的互助資格及分攤義務同步終止。‘燈火互助’計劃將于2020年9月9日下線。”近日，百度發布一則燈火互助將下線的公告，宣布其將退出大病網絡互助領域。
從發起設立到宣布退出，百度“燈火互助”只走過了300天。
網絡互助始于2011年，彼時成立的抗癌公社(后更名為“康愛公社”)被認為是首家網絡大病互助平臺。此后幾年，據《證券日報》記者不完全統計，多個主體發起設立了約30家大病網絡互助平臺，而在短短幾年發展過程中，已經關閉的互助平臺就有同心互助等10個。目前，仍然在運行的大病網絡互助平臺至少有18個。
事實上，大病網絡互助平臺真正引起社會大眾高度關注，是近兩年互聯網巨頭的加入。2018年，螞蟻金服推出“相互寶”，2019年，蘇寧金融旗下的“寧互保”、360旗下的“360互助”、美團旗下的“美團互助”、百度旗下的“燈火互助”等陸續誕生。
而從平臺的用戶規模來看，截至截稿，“相互寶”用戶數超過了1.07億人，在大病網絡互助市場占據了超過六成的市場份額，“美團互助”“輕松互助”和“水滴互助”皆占據了超過10%的份額，用戶數在千萬級。
公益還是生意?
根據各大平臺介紹，大病網絡互助具有很強的公益屬性，平臺只收取一定的管理費(或叫運營費)。然而，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，隨著行業的發展，問題也隨之而來，網絡互助是公益還是生意的爭議也較大。
首先，部分平臺存在資金池的風險問題。目前，大病網絡互助平臺有的是0元加入，后期有分攤義務時直接分攤，有的則需要預交費。以某大病網絡互助平臺為例，加入時需預交3元，當平臺人數一定規模時，預交費用將形成較大資金池，如果監管缺失，容易產生風險。同時，有的平臺開啟自動扣費功能，且提示不明顯，引發較多投訴。記者在新浪黑貓投訴平臺看到，某網絡大病互助平臺被多位成員投訴亂扣費，還有成員表示此前其在該平臺的充值無法提現，退出困難等。此外，還有網絡互助平臺成員對不予互助的結果提出異議，由于缺乏監管部門，成員投訴無門，只能訴諸網絡。
其次，網絡互助運營的規范性問題被業內人士廣泛提及。“不少平臺多次更改運營規則，一方面隨意性強，另一方面也有損害消費者權益的風險。”一位業內人士對《證券日報》記者表示，例如，多個平臺將互助規則從原來的“確診大病即可申請定額互助金”修改為“大病醫療支出限額報銷”，這對互助成員的影響較大。同時，發病率與年齡等因素相關，隨著平臺運行時間的增加，成員發病率也可能增加，長期看，成員的分攤金額會呈上升趨勢，首先容易導致較小平臺關閉，此前參與互助的人的權益也隨之終止。根據某網絡互助平臺參與者魏女士的分攤記錄，其于2019年5月份加入某網絡互助平臺，2019年10月份開始承擔第一期分攤義務，當月分攤任務為2.42元，到了2020年7月份其承擔的分攤義務上升至38.96元。“如果分攤任務一直上漲，會考慮退出。”魏女士表示。
上述業內人士表示，在現實中，還有不少網絡互助平臺希望打通互助和保險的通道，也讓人質疑互助實際是保險的獲客通道，網絡互助平臺不僅可以穩收管理費，同時還能獲客。也正是如此，不少平臺開始大力發展成員，以無分攤或極低分攤吸引成員，而后期分攤則會走高，發展的穩定性也存在很大不確定性。
近兩年，保險公司和網絡互助平臺的合作嘗試頗多，保險公司直接涉足網絡互助已經被監管機構叫停，目前的合作更多是作為網絡互助平臺的銷售渠道之一，促進保險機構的銷售。
加強監管 防止重蹈覆轍
雖然百度宣布退出大病網絡互助，但僅“相互寶”就有1.07億人加入，全部在運營的平臺涉及總人數約有1.6億人，且預計未來幾年還會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。5月7日，螞蟻集團研究院發布的《網絡互助行業白皮書》指出，到2025年，參與網絡互助的人將達到4.5億。同時，對大病網絡互助平臺的功能和作用，業內人士也一致表示肯定，但網絡互助的持續發展必須有對應的監管制度，目前，業內人士紛紛呼吁銀保監會將大病網絡互助納入監管體系。
例如，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表示，近年來，網絡互助利用金融科技重構保障流程，服務新市場創造新價值的創新趨勢已顯現，同時，“網絡互助涉眾性強，動輒幾千萬上億人，需要未雨綢繆，防患于未然。”大病網絡互助性質與保險最為相像，建議盡快將網絡互助納入銀保監會的監管框架之內，并根據其獨特性建立適配的創新監管方式，防止重蹈“P2P網貸”覆轍。
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粟芳近日也撰文指出，網絡互助是我國保障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且已有如此大體量的參加人群，但至今，監管部門對網絡互助的監管依然不明朗，仍有一些互助平臺渾水摸魚。監管部門必須重視和警惕網絡互助的風險，給網絡互助以合法的地位，并予以直接的監管和引導。她提出應明確網絡互助為非營利性的公益組織，經營中注意保持公開透明等，“用更加明確的監管為互助平臺的發展指明道路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