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前，四川宜賓筠連縣鎮舟鎮云嶺村村民楊家珊因患白血病醫治無效去世。生前，家庭貧困的楊家珊得到熱心人士資助治病，感恩于此又無以為報，這位山區女子臨終前決定死后捐獻自己的遺體用于醫學研究。成都醫學院接收了楊家珊的遺體用于教學，此后火化成骨灰。今年四月底，楊家珊父親楊正貴與成都醫學院取得聯系，希望楊家珊入土為安讓接收單位送回骨灰。但楊正貴得到的答復是“遺體捐獻者的骨灰只能是親屬自行領取”。
“捐贈的遺體包接不包送，使用完了燒成骨灰讓親屬自己去領，是不是少了些人性關懷?”網友的困惑讓人共鳴，更是一種尖銳“逼視”。如果不善待捐贈者，如果讓捐贈者的家人傷心，如果圍觀者有寒心之感，我國的器官捐獻之路還會順暢嗎?
不久前，權威機構發布的數據顯示，截至2019年4月21日，我國志愿捐獻器官登記人數超122萬人，實現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逾2.3萬例，捐獻器官6.6萬多個。從捐獻器官的絕對數看，我國已躍居全球器官捐獻第二大國。我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增速較快，但與實際需求相比呢?曾有數據稱，美國、西班牙等歐美國家的器官捐獻占全人口比例高達20%～40%，而我國這個比例僅為2.98%。供需缺口之大，讓人憂心忡忡。
“生命如花，我們需要每個人”，這是中國人體器官捐獻中心的倡議。有專家表示，目前，我國仍待營造“身后捐獻器官是生命在陽光下延續”的社會氛圍，并建立更為暢通、便捷的器官捐獻意愿表達(志愿登記)通道和身后實施捐獻渠道。誠如斯言，一方面應看到，制度設計在發力，也初顯成效，而另一方面制度尚有不小的改進空間，制度改進迫在眉睫。
以楊家珊為例，她決定捐獻遺體，用于醫學事業，并寫下遺言作出莊嚴承諾，特別是她的父親也贊嘆這一義舉，父女均可贊可敬。但是，一句“遺體捐獻者的骨灰只能是親屬自行領取”顯得冷漠，是對楊家父女的不負責任，誠如楊正貴所稱，“我一個農村老頭子，一沒有文化，二沒有錢，成都醫學院在哪里我都不知道，怎么自行領取?”
誰來承擔責任?一定程度上說，無論四川省紅十字會，還是成都醫學院，都是無辜的。究其因，這一事件暴露出制度之失。調查顯示，目前，對于遺體捐贈的善后事宜并無統一規定，比如，在上海，遺體捐贈結束后，有火化的規定，但并沒有“關于是否負責送回家，由哪個機構負責”等規定。而在山東，利用完畢的遺體，應由接受單位整儀后負責送殯葬單位火化，并承擔遺本的運輸費、火化費等相關費用。由此可見，標準不統一，乃至根本就缺乏細化標準——四川尚未出臺遺體捐獻條例，對于使用后的遺體骨灰如何交接沒有明確依據，這是導致“遺體捐獻者的骨灰只能是親屬自行領取”的重要原因。
值得欣慰的是，四川省紅會相關人員表示：如果楊家珊家屬確實不方便自行領取，省紅會可以協調一下，爭取把骨灰送回她老家去。可問題是，下一次碰到類似情況呢?其他省份碰到類似情況呢?由個案推動形成制度進步，才是對“楊家珊”們的最好告慰。
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坦言，我國器官移植發展速度快，但是體系還不夠完善，接下來，應從器官的捐獻、獲取與分配、移植、移植后受體的情況登記、監管等方面著手來建立一個完善的體系，從而讓器官移植變得更加公平和正義。這是務實之舉，頗有必要。應該說，構建完善的器官捐獻體系，確實是一個龐大而又需要細膩的工程，急不得，但是更慢不得。
用責任托付信任，用使命回報生命。化解制度性尷尬，全面梳理，嚴謹論證，力爭最大程度減少缺失，力爭最大程度完善制度，讓捐獻者更有意愿，讓其家人更有慰藉感，也讓器官捐獻這一事業更有人性化、充滿人情味，這是職能部門的責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