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，因被曝光存在體罰等問題的豫章書院正式停辦。然而，兩年過去，這所機構造成的“后遺癥”還在延續。據澎湃新聞報道，走出書院后，有人擺脫了陰影，有人遠離了家庭、學校，有人陷入抑郁、變得麻木，甚至嘗試自殺或犯罪。曾經舉報豫章書院的志愿者，近期還遭到了死亡威脅。
無獨有偶，南風窗近日報道了一所名叫“成都嘉年華青少年心理輔導中心”的問題少年矯治機構：這里以學生管學生，以問題少年迫害問題少年，學生們在講述中，直指嘉年華是一個等級森嚴、異化人性的矯治體系——極限體能、體罰、暴力;諂媚、舉報;“越順從，越有權力”;學生們能想出各種各樣的逃跑方式，有人喝碘伏自殺，有人拿磚頭相逼。有人謀劃去廚房抽一把菜刀，挾持人質逃出去，但遭到自己人告發，被打得哭喊一片……
對于兩個機構的行為，當地如何定性尚需司法最終確認，但從媒體的起底和學生們的描述來看，被曝體罰的豫章書院和恐怖“嘉年華”，其實大同小異。它們都自我標榜能幫助家長“拯救孩子”，也讓一些家長深信不疑，交付不低的學費后將孩子送入“鍛造”。結果可想而知，這些年諸多大大小小的“豫章書院”們爆出亂象后，應該要讓社會對這類機構的真相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知了——這里沒有“教育”，只有“反教育”，如果說有“治愈”，那它一定“破壞”得更多。
從江西南昌的豫章書院到四川成都的嘉年華，都提醒社會，它們的消亡并沒有那么容易。對受過創傷的孩子，不能僅止于從機構解救出來。機構關閉后，這些孩子如何重新回歸正常生活，除了家長的反思和努力，也需要公共服務或社會公益組織提供針對性的幫助。另外，豫章書院停辦后，嘉年華仍正常開設達一年多，并且報道稱其有可能在幾個月后“重新開學”。這是否說明，對這類機構的監管仍缺乏常態性舉措?
媒體的報道中有一個細節耐人尋味。有從嘉年華出來的學生，向當地相關部門舉報該機構存在違法行為。但當地公安機關在今年6月回應稱：“經走訪，未發現該企業有體罰、虐待和非法限制未成年人自由的軟暴力和暴力行為。”直到再向當地信訪局舉報其注冊信息是“健身服務公司”，而不是教育機構，嘉年華才因違規經營，沒有辦學資質，被當地教育部門勒令停止辦學。當然，不能就此斷定最初當地公安機關的走訪調查結論一定有紕漏，但健身服務公司光明正大辦起教育，等到舉報者點破才得以引來有效干預，還是反映了監管的疏忽和被動。
相關案例一再曝光，背后是否蘊藏著成熟的灰色產業鏈，亟待權威調查;而面對一再爆出的亂象，每個地方的監管部門都不應該無動于衷。對類似可疑的機構，就應該有挖地三尺的監管介入。無論如何，直接面向人尤其是孩子的“管教”行為，必須要受到嚴格監管與法律審視。
就在前幾天，教育部出臺了中小學教師實施教育懲戒規則的征求意見稿，對教師教育懲戒權的邊界作出了詳細規定。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社會對于孩子管教尺度的共識。很顯然，那些發生在非正規機構里的一幕幕，大大突破了這種共識。而要徹底規范這種法外、共識外的灰色管教生意，就應該從有效清理那些仍在經營的“豫章書院”“嘉年華”們開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