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口斷崖，一不小心照進了現實里。
每年到了3月份，隔壁韓國的小學招生，就成了不少人看樂子的話題。
(相關資料圖)
前兩天有報道，首爾有所40年歷史的小學，因為學生實在太少被迫停課，把僅剩的62個學生分了出去。
韓國今年有147所小學沒招到一年級的新生，另有140所小學新生只招到1個人，連個像樣的入學儀式都辦不了。
三年之前，被廢棄的韓國中小學校就超過1400所，不少學校出現了老師比學生還多的景象，“人人有功練”的目標超額完成。
連首爾、仁川這種大都市的學校，也普遍遭遇了“一孩難求”的問題。
有些韓國小學自尋“活路”，沒有孩子入學，就打起了老人的主意，想讓他們回爐再教育。
韓國的人口在2020年出現“死亡十字”，兩年之后，整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來到了0.78這個世界之最、歷史新低。
警報響了十幾年，包圍圈越縮越小，敵軍的刺刀轉眼就頂到鼻尖，發現問題并不意味著就能解決問題。
學校的消亡直接威脅到了教師這個職業，過去年輕人扎堆去搶的韓國“鐵飯碗”，一時間竟成了高危。
預備教師的聘書越發越少，當局還要去砍教師編制一刀，簡直是在給“弘益人間”的祖訓抹黑。
用咱們媒體的話來說，韓國這是“人的再生產”環節出了大問題：
人口斷崖，一不小心照進了現實里。
談起數據都是抽象的，但抽象的數據一旦開始侵蝕現實，瞬間就是危機四伏的結局。
前段時間，看熱鬧不嫌事大的日本媒體，借著生育話題扇陰風點鬼火，說阻礙韓國人生孩子的元兇之一是：
韓國家庭8.9年收入才能買房。
斯基懷疑，這家日媒的總部可能不在日本，因為標題里這個“才”字，深得漢語言精髓。
“才能買房”這是可憐韓國人，要是寫“就能買房”，那破防的另有其人。
韓國近十年的人均國民總收入是增長了51%，但首爾的房價卻翻了幾番。首都市區里一套房子平均價格，折合人民幣要657萬元。
這個價格雖然只和上海外環勉強打平手，但足以讓一個韓國人不吃不喝近29年。
至少在房價收入比上，韓國實現了趕英超美。
韓國被戲稱為“首爾共和國”，約一半人口和大多數資源集中在首都圈里，這種“一極化”虹吸了全國大量年輕人。
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韓國良家子，其實是被城市化半驅趕著，去刷“首爾房價”這種地獄級關卡。
經過幾十年錘煉，首爾的公寓早就是衡量韓國中產的黃金標準，幾乎四分之三的韓國家庭主要財富都在房產上。
按理說，這么重要的支柱產業，在韓國討個“壓艙石”的封號，是毫不過分的。
但青瓦臺當局既沒有“一人購房全家幫”的高明手段，也缺乏“漲價去庫存”的大智慧(601519)。
反而屢屢借調控之名，蠻橫干預市場規律，對有房者課以重稅。
一通操作下來，鬧出了越調控越稀缺，房價和租金越控越高的尷尬背離，害總統上電視去鞠躬謝罪。
當決定經濟階層的因素，是不動產而非薪酬，即便韓國的年輕人獲得了穩定的職業，仍然淪為“房地產貧困階層”。
當所有人都不回避“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”這個結局時，選“房產”還是選“產房”，韓國已經沒有“既要又要”的余地了。
在韓國近代史上，80年代也曾推行過計劃生育。
只能說韓國搞房地產晚了些，要是提前開始，生育哪里還用得著計劃？
韓國綜合出生率跌破期望值的那一年，正好是80、90后年輕人大學畢業的時候，按理說人口生育的擔子，要他們擔起來。
這代年輕人的父母一輩，是通過自身奮斗，實現階層跨越的一代人，被稱作“漢江奇跡世代”。
沒人比他們更擔憂子女階層身份的降低，也沒人比這代人更迷信教育。
這兩次經濟危機中，韓國家庭克服焦慮最好的藥方，就是去加碼教育投資。
遍布大街小巷的課外輔導班成為韓國一景，輔導班講師被捧成明星，想上一些知名補習班，居然要通過考試。
甚至出現為了上最好的補習班，要先報一個補習班來補習的套娃場面。
私教的費用被逐年推高，補習班屢剿不滅，這筆開支不僅讓多數家庭不堪重負，也成了阻擋年輕人生育的首要元兇。
要么給高房價打工，要么給培訓班打工，韓國多數年輕人的黃金年齡，只能為其中一件事奮斗。
這種畸形的教育繁榮，又反過來成為階層固化劑。
在韓國，子女上什么學校取決于父母的經濟能力。煉獄一般的高考，也需要全家的犧牲和獻祭。
富裕家庭能將經濟優勢，轉化為子女的學業優勢，教育不均等讓公平成為一場錯覺，“出身決定論”在韓國又舊事重提。
條條大路通羅馬，但羅馬人已經修好了城墻。
韓國學界把這稱為“人質經濟現象”：
但誰是人質、誰是綁匪、誰被綁架、誰成了軟肋？
這顯然已經超越了經濟學議題。
前段時間，有個叫益普索的法國民調機構，出了個《2023年度全球幸福感》調查報告。
在這份報告里，咱們這里91%的調查對象，要么感到“非常幸福”，要么感到“相當幸福”，排名第一。
而水深火熱的韓國人，居民幸福感排在倒數第二，僅高于匈牙利。
年輕人不滿的話題很多，就業是關鍵問題。根據最新統計，韓國有近50萬年輕人，不找工作單純“休息”。
這些不升學、不就業、不培訓，終日無所事事的年輕人，被稱作“尼特族”（NEET）。
這里面肯定有“教育軍備競賽”的問題，大學比例攀升造成的“學歷通脹”，加劇了學歷和職業不匹配。
在2007年的暢銷書《88萬韓元世代》里，韓國20歲左右的年輕人，只有5%被錄用為公司正式職員，擁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。
在當時2萬美元（約2600萬韓元）的國民人均年收入之下，從不缺88萬韓元（6千元人民幣）月薪的畢業生們。
當年投入大量的金錢、時間和精力來升學考試、競賽做題，求職的時候才發現點錯了技能樹。
工作的薪資和待遇，和之前瘋狂內卷的教育投入完全不成比例。
面對這種情況，韓國的智庫們卻干瞪眼，組織不起一場漂亮的輿論反擊。
既沒有專家呼吁“時代呼喚低需氧人才”，也沒有學者出來勸年輕人“脫下孔乙己的長衫”。
不愿遷就的年輕人，要么繼續去延長受教育時間卷下去，要么徹底躺平，這也是“尼特族”的由來。
早在10年前，韓國就出現了“三拋族”的說法，這些年輕人放棄戀愛、結婚以及生育。
再后來“三拋族”演變成了“五拋族”“七拋族”，乃至“N拋族”。
年輕人手上可拋卻的東西不多，當一個年輕人丟掉一切壇壇罐罐的時候：
他要么毫無所謂，要么就無人能敵。
有人把韓國人口現狀，生動演繹成在工業化進程中，人的再生產，必然需要外部新增投資。
如果國家不愿意出這筆投資，普通人就會自覺地“砍掉”生育這個開支。
當一個社會既需要年輕人多脫長衫、多買房、多消費，還要多生孩子，之后還要多交養老金。
最后必然要收獲沒有年輕人的結局。
這兩天，斯基看到教育部的數據，說去年全國幼兒園數量減少5000多所，近15年來首次負增長。
你看，一轉眼火勢也燒到了咱們這里。
在我們的話語體系里，經常把解決問題比喻為過河。
如果一個人走在咱們前面，把能趟的雷都趟一遍，咱們當然是心懷慶幸，并提高警惕。
但如果一個人當著咱們的面，一個猛子扎進了河里。
他究竟是練習跳水還是練習自殺，咱們都不要好奇。
千萬不要仗著水性好，也跟著游過去。
來源：老斯基財經（ID：laosijicj）?作者：波旁斯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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